97国际游戏app-苏茜·米勒：是什么让男孩觉得“这样做是可以的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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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弗里希尔斯律师事务所的总部在悉尼市中心，G层，现代化的玻璃幕墙，自动门每隔几分钟开一次，进出的人手里拿着咖啡杯，旁边是地铁口、购物中心、海德公园。

　　这是澳洲最顶级的律所之一，律师苏茜·米勒(Suzie Miller)曾在这里工作18个月，然后离开——尽管走到这一步并非易事。她出身工薪阶层，“在西方，除非你足够聪明，否则你必须非常有特权才能上法学院。”进入律所后，她很快识别出这里存在的不平等：阶层的裂痕，性别的裂痕，以及人们如何为了融入其中而戴上社交面具。而比起当时工作中经常要处理的商业合同，她还是更想谈论真正重要的事。

　　于是，她转而去做人权、儿童和青少年权益律师，其中一个落脚点是Shopfront青年法律援助中心——距离上家律所步行只有十几分钟，但景观完全不同。低矮的两层建筑，一道红色的门，树整齐排列在两旁，墙面是牛油果绿。在这里，苏茜的工作之一是为遭受性侵的年轻女性做笔录，每周多达六份。

　　在那些最终进入法庭的案件里，内衣款式和颜色被视作“邀请”的证据；受害者能清楚记得那个人和发生了什么，却记不住细节的顺序——创伤导致记忆碎片化，而辩护律师往往会抓住这种偏差来质疑证词的可信度。更根本的问题是，如果受害者没有“战斗或逃跑”的反应，而是本能地僵住或讨好求生，法庭就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件事。司法程序看不到背面的那些东西：创伤，恐惧，以及女性面对暴力时真实的身体反应。

　　她开始写。她写下《初步举证》的故事：泰莎，一名出身工人阶层的辩护律师，在法庭上为被控的男性辩护，一直坚信并维护着系统的运作，直到自己成为受害者，站在交叉询问的另一席。

　　苏茜告诉我，戏剧《初步举证》首映后，发生了两件事。在格里芬剧院，一群14岁的小男孩在看完演出后排队要签名，其中一个天真地说：“我不知道那也算”；在百老汇，一位四五十岁的男观众找到苏茜，坦承“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”——这两段对话促成了《非穷尽列举》：杰西卡，一位刑事法官，同时也是一位母亲。她在法庭上处理大量性侵案件，而她的儿子被指控。在社会层面上，她为那些受到侵犯的女孩伸张了正义，回到家庭中，她却成了一个无力的母亲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
　　2010年，苏茜·米勒离开她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律师行业，转为全职编剧，目前创作了超过40部戏剧，《初步举证》和《非穷尽列举》是她的法律三部曲的前两部（第三部还在创作中）。她相信，戏剧在一个夜晚能引发的观众思考，比自己作为律师处理一个案件能产生的影响更大——事实的确如此。《初步举证》在四十多个国家演出，推动英国法官修改了性侵案的陪审团指引。她还记得在悉尼首演的夜晚，女性法律从业者聚在一起谈起职业生涯中的类似经历，谈论旁听和参与此类审判的感受，也谈论这个体系到底可以怎样改变。

　　类似的对话，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。2026年3月8日，《非穷尽列举》进入中国院线万人标记想看，评论区讨论热烈。“中国的观众非常聪明和敏锐，”苏茜说，她参加了线上的映后交流，“她们真的在展开思考，并且将这个故事与自身的生活联系起来。”

　　悉尼格里芬剧院（Griffin Theatre）前的海报墙上有《初步举证》的海报（朱恺/图）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你写过关于官金斯伯格（RBG）的戏剧——她一生坚守在司法系统内部推动变革，她相信问题的根源在法律本身。但你似乎走上了另一条路。你入行之初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司法系统吗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读书的时候，我想当然地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律师。我对这份工作一直充满热情——我热爱辩论，热爱讨论和运用法律概念，尤其是为年轻人、为女性争取权益。但第一次在大型商业律所工作时，我注意到那里的性别和阶级分化很严重，很多女性也需要戴上社交面具，努力让自己的言谈举止跟上男性的步伐，刻意避免谈论家庭生活的事。

　　在西方国家，阶级是进入法律界的一道真实门槛——除非足够聪明，否则你必须有相当优越的条件才能上法学院。我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，我很幸运，考进去了。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，我们所处的法律体系，一个掌握权力更迭的体系，实际上并不打算为其他背景的人留位置，而那些人的声音其实是重要的。我最终离开了商法领域，因为比起合同，我一直更想探讨真正重要的事情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自此之后，你的工作轨迹一直在转换。从原住民法律援助中心，再到Shopfront青年法律援助中心，我想需要面对的阶层、性别和种族是截然不同的。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是的。一开始我去做原住民法律援助，因为他们缺乏律师——澳大利亚的刑事司法系统对他们尤其苛刻，我希望确保年轻人不是锒铛入狱，而是能够获得改造和未来的希望。后来我到Shopfront青年法律中心，面对的是处境极为艰难的年轻人——不只是帮他们处理法律问题，还要帮他们重新融入社会。我的第一部舞台剧《横截面》（Cross Sections）就是以此为蓝本创作的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：法律存在了好几个世纪，但在设计时从未真正考虑过女性的经验。性侵案件不同于其他犯罪——犯罪现场是受害者的身体，创伤会导致记忆碎片化、叙述出现偏差，而交叉询问的程序恰恰要求证据以清晰连贯的方式呈现。我想做的是给它照一面镜子，让人们意识到有哪里是不对劲的。RBG说问题的根源在法律本身——确实如此。但法律终究是由所有人定义的，我在想，如果我能够通过戏剧，在一个夜晚跟一千个人对话，观众回家再与家人去聊这件事情，这种影响可能是一个律师在法庭上做不到的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的律师与编剧工作是并行的。是什么让你真正意识到戏剧的力量，意识到剧院能够比法庭产生更大的影响，从而转向全职编剧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有一部戏彻底改变了我对剧场的理解——加拿大剧作家罗伯特·勒帕吉（Robert Lepage）的《月球背面》（La Face cachée de la Lune），这是一部很注重肢体表演的独角戏，里面有一个痴迷太空探索的男人，他的一生活在梦想与现实的落差里，并且需要应对母亲去世后的悲痛。结尾是他在机场，舞台利用椅子和镜子，造出了一个人失重、宛如在月球上行走的错觉。

　　那个画面真的很美。它让我意识到，我热爱戏剧的原因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理念，这些理念不仅体现在剧本和台词上，也体现在形式本身——好的剧场作品，舞台设计、肢体语言、空间转换，都会指向一个主题。就像《非穷尽列举》的舞台构建，杰西卡的家庭、工作和生活场景交叠在一起，如果人们注意到服装设计，会发现围裙和法袍共用一套图案，她在各种事务之间切换、被压得喘不过气，而她在法庭上处理的法律问题，最终也来到了家里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除了舞台构建，这也让我联想到，你把写剧本的过程比作交响乐的编排。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准确的描述。创作的时候，坐在所有乐器旁边，以一声巨响开场——就像我在《非穷尽列举》和《初步举证》里做的那样。然后开始演奏不同的乐章，慢慢积累直到高潮，再拾起那些碎片，弄清楚如何结束这个故事。这就像一首交响乐，它带人经历一段完整的情感旅程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《非穷尽列举》中有一段杰西卡与儿子针对性教育的尴尬对话，让所有女性都会心一笑；《初步举证》中，泰莎喝酒后不断呕吐，有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，观众席上所有人都在大笑，紧接着不到一分钟，她回到那个房间，遭到了。人们从哄堂大笑到鸦雀无声，你甚至听得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这就像某种打击乐器突然一击，把你拉回原点——性侵总是发生在女性最意想不到的时刻。

　　苏茜·米勒曾经工作过的“The Shopfront”青年法律援助中心（朱恺/图）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那我们再回到作品本身，《初步举证》（Prima Facie）和《非穷尽列举》（Inter Alia）的剧名都是拉丁法律术语，但同时又精准地呼应了各自主人公的处境。能否先从这两个剧名谈起——它们是在创作之初就确定的吗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其实是一起来的。《初步举证》的双关之处是，它既是法律术语，也指“表面上看”——乍一看是怎么回事。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：我们透过谁的视角在看？你会想到泰莎的脸，我们从她的脸上看到痛苦，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了。《非穷尽列举》来自“其他事项”这个概念——这个剧名来得很自然，因为这部戏讲的就是一个女人如何周旋于各种不同的事务之间，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清单的最后，同时还要努力养育她的儿子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与《初步举证》的独角戏不同，《非穷尽列举》引入了其他人的声音。你提到过一个14岁男孩在看完《初步举证》后的反应，让你想写下这部作品，能分享一下吗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那是《初步举证》在格里芬剧院的预演。一群来自戏剧学校的14岁男孩和女老师坐在观众席观看，演出结束后兴高采烈地排队要签名，然后其中一个男孩非常无辜地说：我们甚至不知道那是。这句话就说明了问题所在，一个14岁的男孩不知道什么是性同意，不知道这就是，而他是马上要开始和女孩约会的年纪——我当下就跟老师对视了一眼。这需要改变。

　　第二件事发生于在百老汇演出时。一个四五十岁的男性观众找到我，说：“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男性很少谈论这件事。”他说，当他回望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——但那个年代没有人会问这些问题，他们默认女人必须“欲擒故纵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当时也许太咄咄逼人，或者会说服别人做她们不想做的事。

　　能坦承这一点，我觉得是勇敢的。这种沉默和沉默背后的原因，后来成了《非穷尽列举》中迈克尔（丈夫）的角色——其实，我和导演贾斯汀·马丁在排练《初步举证》时就在想：当泰莎走进法庭的时候，一切已经太晚了。我们必须往更早的地方看——是什么让男孩觉得“这样做是可以的”？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于是，《非穷尽列举》的话题从法律延伸到了教育，2025年的英剧《混沌少年时》（Adolescence）也在处理相似的议题：男孩的性教育、网络与兄弟文化的塑造。你希望通过这部戏剧开启怎样的对话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《非穷尽列举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杰西卡对丈夫说：“我进不去那个圈子，那个男孩的世界——我被封锁在外面了。必须由你来介入，你可以带儿子去公园走走，与他进行一次真正坦诚的对话，向他解释什么是尊重女性，告诉他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女性喜欢或想要的，问问他学校里的男生都在聊些什么，教他一些话术，让他可以优雅地结束这些对话，而不是沉默或让事态升级。”

　　一位母亲努力培养优秀的儿子，但等他到了十四五岁，母亲的影响力就突然有限了。我越深入研究和访谈，就越注意到一种男性圈（manosphere）现象——男孩和同龄群体聚集在一起，登录在线社群和论坛发表厌女言论、强调和融入男性认同的文化氛围。而这个时候，父亲、兄弟、体育老师在做什么？他们分享的是“我年轻时运动很厉害”、“我有很多女朋友”、“我很受欢迎”——而不是谈论自己的焦虑和脆弱，以及他们曾感到困惑的事情。

　　过去也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做。但问题在于，你不能再把这件事完全留给母亲了。在青少年阶段，我们需要一位男性以过来人的身份介入，分享自己年轻时的经历、以及如何应对同龄群体带来的压力。这个人不一定是父亲，可以是叔叔、教父、任何人，他需要告诉那个男孩：你可以既融入群体，也尊重女性。当你被拒绝、心碎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——而走出来的方式不是愤怒和攻击，而是允许自己脆弱。你不必成为那个强硬的人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两部戏剧的结局都引发了讨论——《非穷尽列举》以儿子自首收尾，看上去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结局；而在《初步举证》中泰莎最终没有赢得那场官司。可以谈一谈你对结尾的处理吗？你似乎刻意在两部作品中都避免了“正义通过程序本身得到伸张”的结局。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是的。《非穷尽列举》结尾的确值得讨论。我能理解大家的意思，既然脱罪如此容易，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呢？对我来说，这个男孩愿意自首，是因为他最终想成为一个好人，想弥补自己的错误，而这意味着他的母亲确实对他产生了影响。但对母亲来说，这是一把双刃剑，因为她的儿子可能要去坐牢了。

　　我想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，现有的法律体系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和解，也没有为这种担责提供出口。许多受害者根本不敢走进法庭——尤其当对方是她们认识的人，“把人送进监狱”有时成为另一层无法承受的负担。在我的工作经验中，受害者想要的未必只是这一结果——有时她们更想要的是承认，是道歉，是一个不会再伤害别人的承诺。当然，有时她们确实想让对方坐牢，这完全合理，因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。但我认为，我们需要更细致的对话，而我们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准备好处理这种复杂性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2009年，你同时收到两个邀请：成为澳洲的治安法官，或是英国国家剧院的驻留编剧。你选择了后者。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，你也说过《初步举证》是一部“必须等到足够勇敢才能写的作品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你能想象向剧院推销一个关于的独角戏，而且只有一个女演员吗？我之前觉得肯定没人会把它搬上舞台，因为听起来有点压抑，也有点怪异——说实话，如果早十年，真的没人会。我写的东西恰好契合时代精神，但光有剧本做不到这一切，还需要一位真正理解作品的导演，需要一位勇敢而优秀的演员。我很幸运，我拥有这些。

　　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勇气的人。但我认为真正的勇敢是，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，仍然去做这件事情。我在写作时没有害怕，但在首演之夜，我突然很紧张——人们会在报纸上评论它吗？如果大家讨厌它怎么办？谁会想到，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看这部戏？谁又能想到，我们此时此刻会进行这样的对话？如果我在离开法律界前就知道这些，那我早走了。但我当时觉得自己在冒很大的风险。人在创作的时候无法预知结果，必须保持冷静，坚信自己的作品，而这有时并不容易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事实上，你的作品成功开启了很多对话。《初步举证》的首映之夜回到了悉尼，回到你学习和工作多年的街区，并且设置了一场专门面向法律界女性的演出。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展开不同的对话——这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那个夜晚全是女性，太棒了。在那之前有三个小时，我一直忐忑不安——我不知道律师们会如何应对我对这个体制的批评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她们都渴望参与这场讨论——为被指控的男性辩护的女律师、女法官、身兼律师的政界人士，年轻或资深的人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
　　我是剧作家，我的工作是讲述一个故事，展示冲突和问题所在，而真正能在职业领域内带来改变的是她们。我们过去总是在谈论女性如何晋升到高层职位，担任领导和决策角色，我想可能在澳大利亚还不太明显，但在伦敦已经有明显的趋势——一旦女性法官能够进入法庭作出判决，就会看到司法系统出现新的变化。她们会将自己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融入到思考中。

　　《初步举证》首映后，英国的一位女法官打电话给我，说她想重新起草针对性侵案件的陪审团指引，并引用这部戏里的一些台词。她新增的内容是：“如果某人无法流畅、连贯地回忆事件，这不等同于在撒谎，也可能是创伤的表现。”如今，《初步举证》的录像也成为英国各地的司法教育工具，法官们在审理性侵案之前会先观看它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《非穷尽列举》今年3月进入中国院线，你也参加了映后的线上交流。你的剧本诞生于澳洲经验、成熟于伦敦，现在进入中国舞台，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感受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观众的聪明和敏锐度——不只是情感上的共鸣，而是真正在思考：如何把发生在伦敦的故事与自己在中国的处境联系起来。很多女性跟我谈到从中获得力量，谈到如何更有勇气与伴侣沟通，如何养育儿子，如何面对对女儿的担忧。

　　这种交流很有意思。中国女性有着更长的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历史，这种差异让我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对女性期待的塑造，但有些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——每个国家都存在针对女性的暴力，每个国家都在面对如何教育男孩的问题，我觉得《非穷尽列举》是一部适合与家人一起观看和讨论的戏剧，它可以打开一种对话，而母亲也不必再次独自承担所有情感上的重担。

　　南方人物周刊：除了法律三部曲，听说你也在创作一部关于女性体育的剧本——接下来还有什么在等着你？如果要向中国读者分享一部近期关注的作品，你会推荐什么？

　　苏茜·米勒：我正在创作的下一部戏剧与社区相关——12个人围坐在一起讨论案件，他们既是陪审团，也是来自不同背景的社区成员。重点不在于陪审团本身，而在于视角不同的人要如何跨越界限，真正理解彼此。还有《强大是新的美丽》(strong is the new pretty)，它讲述澳大利亚女子足球联赛的故事，以及女性如何以不同于男性的方式领导一个组织——那种在合作中展现同理心的方式，我认为人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。电影版《初步举证》也即将上映，所以接下来我有得忙了。（笑）

　　向中国读者推荐的话，是爱尔兰作家克莱尔·吉根（Claire Keegan）的《寄养》（Foster）。篇幅很短，故事很简单，但它展现了同理心的重要性，以及一个特别的成年人在孩子生命中能够留下怎样的东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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